奇妙結緣──紀念發願60周年

文／平曉明修女口述
記錄整理／聖保祿孝女會

平井已津子是我的本名，平曉明是中文名字；1929年12月22日，我出生於日本長野縣，那是位於東京西北方風景優美的觀光山城。我排行老二，我的父親做小生意，母親負責照顧家庭和六個孩子；雖然生活貧苦，但一家人和樂融融。

1944年，我15歲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已近尾聲。當時日本占領中國東北多年，並持續鼓吹國民前往開拓。父親與姊姊聽說移民東北可以改善家境，很多老百姓也想要擺脫窮苦困頓的生活，我們就跟著鄉里同胞，在那年春天舉家遷往中國。

我們從新瀉港出航，經韓國搭乘火車轉哈爾濱，再到北安；下火車後，坐馬車一路往北，幾乎快到黑龍江邊。我們與日本開拓隊同行，包括我們一家八口，共有四十多人。抵達目的地後，因開拓部沒地方住，我們就住到中國人的部落。安頓下來以後，在5、6月開始播種，當地的土壤肥沃，很快就有收成，而且收穫豐碩。可是那裡就醫不便，我兩歲的小妹不幸因急性腸炎過世。

隔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終告結束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投降，必須將東北歸還中國，所以我們也要撤退回日本。那時情況很亂，日本政府的開拓隊無法照顧本國同胞，還有俄國人趁機搶劫，我們只好到市公所避難。後來，我們搭馬車到北安，再搭火車到長春，再從長春到瀋陽，到那裡等船回日本。等船的人很多，我們全家就暫住在體育館裡。

雖然路途遙遠艱辛、又餓又累，但媽媽不斷為我們姊弟打氣：「加油，再忍耐一下，到瀋陽的舅舅家就有救了。」我們一路撐到瀋陽，深信在滿洲鐵路局工作的舅舅可以幫助我們返回故鄉。抵達瀋陽後，我們按著媽媽給的地址去找舅舅；地址沒錯，但舅舅不住在那個公家宿舍。應門的太太說他去遼陽很久了，看在我們是他的家人，可以幫忙我們連絡他。我們回去告訴媽媽整個經過，她聽說舅舅調走了，頓失所望，加上這段日子承受的身心磨難，讓她大受打擊，一病不起。

不幸的事件接踵而來。我們到瀋陽六天後，媽媽在11月6日過世。兩個星期後，舅舅得知我們來到瀋陽的消息，特地趕來探望，但我媽媽已不在人世。爸爸陪著他上墳祭拜，我看到舅舅哭得很傷心。舅舅奉派帶領另外一批移民回國，責任重大，所以必須回去他的單位；我們隸屬不同的開拓隊，不能和他同行。十天後，姊姊病逝。那時逃難人多，衞生環境不佳，越來越多人染上傳染病而死亡；遺體沒地方安葬，人們就挖一排又一排的溝，一層又一層地埋葬。那個月，我的小弟也過世了。

直到12月，我們還是沒能離開瀋陽。不久又痛失二弟及大弟，只剩我和爸爸相依為命。當地的滿州人來找臨時工，我看到爸爸身體虛弱，想買些營養的東西給他吃，就去一個中國人家裡幫傭。有一晚，我夢到兩個弟弟要帶爸爸走下去一處安全門。醒來後，我心裡很不安，就拜託雇主讓我回家探望爸爸。他們沒答應，只說會先幫我打聽看看。我的中文不好，但拼拼湊湊他們帶回來的消息，得知爸爸已經過世。我真的非常難過，連最後一個家人的最後一面都沒見到。我父母過世時正值壯年，才44歲。那時已是1946年1月，我想回到其他日本同胞的地方，但雇主不讓我走，因此我沒趕上6月回國的船期。他們對我很不好，我只好趁機偷跑。

有位好心的中國太太收留我做女兒，我每天和一些孩子去瀋陽火車站附近，撿拾火車掉下的煤炭渣。10月12日那天下著雨，我照常出門。有幾個人想去偷較好的煤炭，我沒跟他們去，一個人留在那裡撿鐵軌邊的煤炭渣。一個日本軍人聽到我和那些小孩講話，發現我的口音不一樣，就問說：「妳是日本人嗎？為什麼留在這裡？想不想回國？我可以幫妳，還有最後一班回日本的船。」我告訴他：「我先回去跟中國太太告別。」他說：「不行！直接跟我走。」他安排我住在一個日本人的家，10月23日我們搭火車轉到葫蘆島，10月30日離開中國。11月4日抵達日本福岡縣的博多港，等全船消毒後，於11月8日上岸。

當初我們一家八口懷著希望移民中國，最後只剩我一個人孤單回來。儘管心中萬分難過和感慨，但我告訴自己要堅強地活下去。我先到名古屋，輾轉回到長野去找姨媽。返鄉旅程艱辛漫長，我個子矮小，蓬頭垢面且衣服破舊不堪，附近的小孩看到我，笑我是小乞丐。我很不好意思，就繞到姨媽家的後門去。姨媽看到我時嚇了一大跳，因為很久沒有我們一家的音訊，親友都很擔心我們是否遭遇不幸。姨媽先收留我，後來舅舅聽說我回日本了，又驚又喜地趕來看我。他說我叔叔也住在附近，要我去投靠他。

戰爭結束了，我不必繼續漂泊，也不再擔驚受怕，可以安穩地過日子。我在一間紡織廠找到工作，但我心中仍時常想念客死異鄉的家人。有一天，我遇到一位比丘尼，讓我心生嚮往。我想也許出家修行也不錯，不僅清心自在，還能為過世的家人誦經念佛。那時我未滿20歲，無法自己做主，但我一直懷著為家人祈禱的心。

幾年後，我跟著幾個朋友一起去聽天主教的道理。我在22歲那年，也就是1951年決定領洗成為天主教徒。有次，我看到一位戴頭巾的修女，我不知修女是做什麼的，只知道她們獻身給天主，度奉獻的生活。我心想，做這樣的出家人好像也不錯。直到聖保祿孝女會的修女來到我們堂區，介紹她們的修會，我才真正認識什麼是修女，她們和比丘尼不同。後來，我得知這修會有個姊妹會，叫做「耶穌導師主徒修女會」，她們的生活是以祈禱默觀為主。我很喜歡祈禱，也常為過世的家人祈禱。我想，或許這修會比較適合我。

我們有三個人想要修道，但本堂神父希望我和另一位一起入聖保祿孝女會，而另一位入耶穌導師主徒修女會。1952年，我們滿心歡喜地進入修會。

1953年4月21日，我們一共17人穿會衣進入「保守期」（陶成培育的一個階段）。長上的這個決定其實非常倉促，因為4月6日已有一批穿會衣入保守，而後突然接獲會祖、會母要來日本的消息，長上決定讓我這一批就趁會祖、會母來視察的機會，提早舉行穿會衣進入保守期的儀式。

那段時間，日本的保祿男修會剛成立廣播電台，需要很多人手，我們共22人被派去協助各種工作。工作時，穿修女會服不大方便，所以我們白天就穿普通衣服。我負責總機接線工作，受訓後，就在那裡服務一陣子。

1955年6月30日，我們共有19人發初願。我有時去拜訪家庭，有時幫忙廚房，東京的修會團體約有100人，平時真是很忙碌。

1960年，我發完終身願後被派到長崎。長崎的團體是在2月成立，我6月抵達，一切都在起步階段。團體旁邊天主堂的廚師住處，暫時充當修女住所；那個地方很小，一間房要做多種用途。

1962年，會母再度拜訪日本，也來長崎探視我們。她很高興看到我們，對我們的貧窮生活大為讚賞。我有幸見到會母兩次，她像溫和慈祥的母親，很容易親近。她靜心歛神、寧靜、平安和喜樂的態度，尤其令人難忘。

我在長崎傳教長達七年，我們舉辦了「聖經週」等活動，讓主教及神父大受感動，開始支持我們。我們也去拜訪家庭，但那裡的教友還很保守，無法接受修女們出外到處傳教。不過，我們在那段時間得到許多美好的經驗。

1974年，長上問我：「妳要不要去國外傳教？台灣和澳門都很需要修女。」我說：「好！如果天主需要的話。」本來總會長要我去澳門幫忙，但不知為何最後機票是到台灣，從此一直留在台灣。

還記得當年3月25日因日本有修女發願，我在隔天3月26日起程，同會姊妹盛大地歡送我，好像嫁新娘一般。日本這邊的修女可能忙著發願的事，忘了告知台灣的修女，所以我下飛機時沒人來接我，我從機場打電話到台灣的會院，修女們都嚇了一跳。啊！那時資訊傳達還不是很方便。

我父母44歲那年逝世於中國，我卻在44歲來到台灣。雖然以前學的些許中文都忘光了，但這裡的一切讓我感到很熟悉。對我來說，真是奇妙的安排。我開始學華語，發音為我還是不大容易，但能在台灣為華人服務，我覺得自己很有福。天主如此保護我，帶領我經歷生離死別的旅程，就是要我成為傳教士，為祂服務。

隔年1975年，台灣兩位本地修女發初願（她們也是第一批在台接受初學培育的修女，在此之前，台灣入會的人都被派至國外初學）。那一年，我們也開始廣播錄音室的工作。我一面學習中文，一面幫忙錄音工作，錄製華語、台語、客家話，還有配音及對原稿配樂。我還記得我們製作了「天上聖母」的廣播節目，在復興電台全省聯播。

我很喜歡台灣，這裡不會讓我覺得陌生。時間過得真快，今年（2015年）就是我發願60年的鑽石慶了，到台灣轉眼也已經41個年頭。我很高興將最有活力的歲月，奉獻為台灣的人民服務。